此后的十二年，大明进入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和平繁荣时代。
朱标继承了朱元璋与民休息的原则，这位新皇并不热衷于发动战争，除了海外舰队的行动，大明没有发生过任何大规模的战争，边境虽然偶有摩擦，但在明军强横的武力威慑下，总体上都是和平的。
因为并没有继承“铁人”天赋，所以朱标被迫扩大了军机司的规模与作用，逐渐将其从辅佐皇帝以备咨询的秘书机构，变成了协理批阅公文的实权部门，但军机大臣的品级依旧低微，在朝堂中被戏称为“门槛下省”，乃是揶揄还不如古代之门下省的意思.当然，这肯定有部分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的滋味在里面。
另外，朱标对待文臣也颇为宽和，没有再兴起大狱，并且随着当年南北榜案定下的制度的逐渐执行，开始频繁地开科取士，进行官员队伍的更新换代，大量科举出身的士子，取代了洪武朝中后期的国子监生员们，成为了官员队伍的主流出身。
当然，这些科举出身的士子，目前还在文官系统的中下层，还得经过一些年的时间，新鲜血液流动完毕，他们才能真正彻底地成为帝国文官集团的主宰。
而这也意味着，以“籍贯”“举年”为标准，自然而然抱团形成的乡党、同年、座师等等关系的出现，强大的文官利益群体的形成，这也是帝国开始进入中期的标志。
当然，官员队伍迅速膨胀，肯定是会带来贪墨、结党这些负面弊端，不过随着帝国治理规模和难度的上升，更多的官员在短时间内，确实也有一些正面的作用。
除了扩大秘书部门和开科取士、不兴大狱，朱标还十分乐意于做一个广开言路善于纳谏的皇帝，因为作为一个守成之君，朱标很清楚，他无论做什么，都是不可能超过洪武时代的，因此，他更乐意在文治上下功夫，在日后的史书上留下自己的名字。
朱标觉得“汉、唐诸君，文帝、太宗能纳谏，文帝几致刑措，太宗致贞观之治，亦皆受善之效”，所以广泛接受科道言官们的批评，哪怕有时候这些为了求名的言官，批评的过于严苛，甚至有些刻薄。
总之，朱标成为了一个仁慈但有原则的君王。
他亲自修订《大明律》，秉持着“有罪不可幸免，无罪不可滥刑”的原则，把洪武朝定下的重重严刑峻法，进行了放宽，不再允许宫刑等以致残不致死为目的的残酷刑法的实施，但保留了凌迟因为凌迟是用来威慑谋逆者的，这是皇权的底线，当然反过来也可以说，凌迟的目的也是为了弄死人，而不是让人残缺地活着以作为惩罚。
并且朱标取消了法外行刑以及非谋逆罪名的连坐制度，民间私自动用武力责罚奴仆或盗窃者没有了法律依据，除了谋逆以外的其他罪名，也不再会进行洪武朝的“九族消消乐”了。
而对于之前在洪武朝，因为胡惟庸案、空印案、郭桓案被牵连的人，已经噶了的那就不用说了，没噶的被流放的官员以及他们的家属，也进行了赦免，允许他们返回祖籍生活，不影响后代继续进行科举。
并且对胡惟庸案、空印案、郭桓案三起大案的卷宗进行了重新了审查.这是一项工作量极大的任务，把三法司的人都快累瘫了。
少数确实被胡乱攀咬而冤枉的人，得到了平反，案件昭雪，死者得到了追赠，生者以之前的官阶加一级到一级半享受致仕的待遇，但绝大多数涉及到胡惟庸案、空印案、郭桓案的官员，还是证据确凿的。
因为跟现代世界的历史不同，现代世界的历史上，洪武二十三年朱元璋颁布《昭示奸党录》，以伙同胡惟庸谋不轨罪，处死韩国公李善长、列侯陆仲亨、已故的滕国公顾时的子孙等开国功臣，后又以胡惟庸通倭、通元，究其党羽，前后共诛杀三万余人，时称“胡狱”，这个是扩大版的胡惟庸案。
而在目前发生的，则是只有洪武十三年朱元璋以“谋不轨”罪诛宰相胡惟庸九族，同时杀御史大夫陈宁、中丞涂节等人，这个胡惟庸案，在后面并没有产生扩大化，李善长这些功臣没有借着“胡惟庸案”这个名义被诛杀，所以真正涉案人员，就是胡惟庸的那些党羽，有的人可能确实处罚重了，但你说他平时跟胡惟庸没有勾结和利益往来，那也是不可能的，所以涉及到谋反，这脑袋掉的就没什么可说的。
同时，空印案虽然性质恶劣，但因为朱雄英的因素，阴差阳错之下，也并没有杀人，大多数都是流放，能撑过十来年活到现在的，也都被赦免了罪行了。
空印案这批涉案者，说实话，说冤枉吧确实冤枉，这么多年潜规则都是这样的，运气不好就这茬被逮到了，但是说不冤枉那也不冤枉，这毕竟是违规操作，拿到台面上来讲就是该罚的。
至于郭桓案，那基本上没多少冤枉的了，全是蛀虫。
除了政治上这些事情，朱标相当关心农业、工业、商业的发展，提倡宋朝时期“四民皆本”的思想，也就是士农工商都是国家的根本。
很多新的水利工程，都是兴文朝修建的，虽然对于黄河泛滥的百年积弊依旧没有敢贸然动手，但朝廷出钱修复了洪渠堰、都江堰，修建济南运河、眉州新津通济堰，并疏浚了太湖入海水道，解除了苏松地区的水患，整个黄淮流域的河流，也进行了重新整理疏浚。
钢铁、造船、蒸汽机、瓷器、棉纺织等行业欣欣向荣，商品流动速度远超历朝历代，经济增速连年新高。
而因为从日本开采的金山银山，以及海外贸易和国内商税的巨大受益，再加上没有大规模的战争、天灾，所以在兴文一朝，国库和内帑极大充裕，对于地方的小规模自然灾害的赈济非常及时，受灾地区经常能得到免费的救济粮食和减免若干年税收的仁政，百姓极为赞扬。
朱标常说“其盛也本于休养生息，其衰也必有土木兵戈。汉武承文、景之余，炀帝继隋文之后，开元之盛，遂有安史之乱，岂非恃富庶不知儆戒乎？汉武末年乃悔轮台，炀帝遂以亡国，玄宗卒至播迁，皆足为世大戒。”
因此，在民间士林，朱标经常被比作汉朝的汉文帝，这个时代认为“吏称其职，政得其平，纲纪修明，仓庾充羡，闾阎乐业，岁不能灾，民气渐舒，蒸然有治平之象矣”。
当然，盛世下也不断地滋生着威胁帝国这棵大树继续勃然生长的蛀虫。
科举出身的文官开始掌握主流话语权，考成法的执行力度开始下降，文官们相互庇佑搪塞，结党营私，在相对开明的庙堂风气下互相肆无忌惮地攻讦，甚至敢在朝堂上挥拳头，这在洪武朝早就被拉出去砍头了，可见文官放肆到了何种程度。
小吏们心照不宣地开始享受盛世的红利，不断地对百姓进行各种卡要，从上到下习以为常。
商人们在短短十年之间，就以令人惊骇的速度，突破了洪武朝人为制造的社会阶层壁垒，商品流通速度的加快，给百姓提供了除了科举以外的社会晋升通道，但同时奢靡享乐之风也开始在大明市井中蔓延，人人攀比，羡慕商贾多金者，对于老实种田做工多有鄙夷。
而海外贸易所带来的种种外国商品，除了便利了百姓生活，丰富了物质享受以外，各种教派的传教士、信徒也随着商人一起来到了大明，各种五花八门甚至相互矛盾的教派信仰开始传播，其中不乏较为极端的思想，导致洪武朝那种大农村社会的进一步撕裂.戏曲、话本的刊行量每个月都在刷新着记录，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京城街头甚至常有人不着衣裳奔走，谓之“天性烂漫”，捕快亦是难治。
而大明的立国根基之一的勋贵武臣群体和卫所制度，也开始有了衰败的迹象。
因为朱标不喜欢对外发动战争，所以五军都督府常年无事，以各个势力为假想敌的战争预案逐渐垒在案牍库里塞满，却始终吃灰。
将领们除了参与海外开拓，在陆地上没有了可以获取战功的机会，北方的鞑靼、瓦剌、兀良哈等部，自知不是明军对手，所以都是远远避开过自己的日子，便是遇到了雪灾，瓦剌人宁肯向西去找东察合台汗国的麻烦，也不会南下去碰大明的边境；而南方的明军，尤其是云南方向的明军，反倒成了最有作战机会的，只不过他们处理的也都是边境的小摩擦，广西和交趾方向，则是太平无事。
东方的高丽发生过一次国内的叛乱，但没用大明出手，就很快平定了下去，日本则是继续在南北朝对峙的局面中内乱着。
西方的帖木儿汗国始终是五军都督府战争预演的最大假想敌，老瘸子在昆都尔察河谷、帖列克河战役大败金帐汗脱脱迷失，北上扫荡金帐汗国后，跟大明同步发起了东征，帖木儿征服了印度德里苏丹国，摧毁德里、旁遮普、克什米尔地区，并且稍加休整后出征叙利亚，败马穆鲁克王朝的骆驼骑兵。
在大明兴文五年的时候，帖木儿于安哥拉战役大败奥斯曼帝国，俘奥斯曼苏丹巴耶济德一世，从而建立了一个东起北印度，西达小亚细亚，南濒阿拉伯海和波斯湾，北抵里海、咸海的庞大帝国。
明军的远洋舰队与其部下的白羊王朝，在阿拉伯南部沿海地区进行了交手，白羊王朝的骆驼骑兵被明军的火器打的溃不成军，但明军缺乏足够的沙漠载具，也无法继续深入，于是草草收兵，继续进行航行。
这次交火引起了帖木儿的重视，明军火器的强大，令其颇为忌惮，所以是继续趁热打铁进行西征，还是东征大明，已经年迈的帖木儿难以定夺。
不过虽然帖木儿还没定夺好，可听到消息的欧洲人却慌了，要知道，巴耶济德一世可是把十万十字军都给干趴了，结果还打不过帖木儿，要是帖木儿继续向西，那岂不是时隔百年又要面临一次蒙古西征一般的威胁？
而这时候，大明的远洋舰队抵达了西欧。
跟大明舰队那些巍峨如小山一般的战舰相比，此时欧洲人的船简直就是小舢板，而无需展开风帆也能逆水而行的神奇技术，更是令欧洲人瞠目结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