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gu 随着郑和下西洋的全面成功，目前所有“已知世界”范围内的文明和国家已经完成了沟通，而环绕非洲的航路固然难走，但这也未尝不是大明的目的。
作为开拓者，大明的舰队已经在沿岸的要地进行了布置，很快，这些航线上的咽喉之地，就会被后续源源不断地船队建设成类似马尼拉、新港的海外基地。
而现在的欧洲人，在汉萨同盟的海军力量被摧毁后，其他欧洲国家已经没有太大规模的海军，自然也就无法进行探索，相当于大明画完跑道、定下规则后，这群选手还没起跑呢。
毫无疑问，这就是领先于时代的重要作用，这也是姜星火来到这个时代的意义。
——郑和下西洋，本就应该成为华夏大航海时代的先驱！
而随着各种贸易契约的签订，大量的大明货物，也开始沿着这条新航路走向帖木儿汗国、白羊王朝、马穆鲁克王朝、奥斯曼土耳其帝国、拜占庭帝国以及西方诸国的市场。
不过跟茶叶、丝绸、瓷器等货物在消费能力强大的这些中西亚及中东诸国的热销情况不同，大明的商人们发现，此时的欧洲，只有上流社会能够负担得起这些来自东方的高级奢侈品的消费，而普通民众，则更热衷于棉纺织品。
根据已经签订的贸易契约，各国从大明商人们手里获得的棉纺织品，会在朴茨茅斯、吕贝克等地通过汉萨同盟组织的大型拍卖会的方式进行分销。
而按照西天竺公司的粗略统计，这些棉纺织品被欧洲各地的商人大量买进以后，会在汉萨同盟的分销渠道下，逐渐向中欧、东欧和南欧进行销售，有的是直接卖棉布，有的则是经过裁缝购买和手工缝制后，制成当地比较流传统的衣物种类再进行二次销售，男人有棉布衬衫、围巾、袖口、手绢，女人有头巾、睡衣、兜帽、袖套围裙、外衣、衬裙等等。
虽然在东西方贸易开展的之初，欧洲的棉纺织品的消费量还不算高，甚至只有安南人的一半，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棉纺织品在欧洲的消费量开始逐渐走高。
原因都很简单，第一个原因是无论是水洗还是日晒，都不怎么会褪色，这对于欧洲的普通百姓来说，是非常友好的贵族们的丝绸和皮毛礼服都是只穿一次，可他们买一件衣服，要穿很久。
第二个原因则是这些来自大明的棉纺织品已经染出了很多色彩，看起来很好看。
是的，这是对于欧洲的普通百姓来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相比于南天竺的妇女通常可以用五颜六色的衣服和纱裙来打扮自己不同，处于中世纪末期的欧洲，普通百姓是基本不能穿到这些色彩鲜艳的衣服的。
后世的经济学家如此记载道：“在大明的舰队抵达欧洲以前，装束及外表上的差别，通常被意味着在欧洲社会不同的社会等级，正如水晶鞋的童话中所寄托的寓意那样，许许多多的欧洲女人认为，像是贵妇们之间也在流行印花棉布一样，印花棉布既有丝绸的图案和视觉效果，又具备能够被更广泛的社会阶层接受的价格，从而使得曾经属于精英阶层的昂贵丝绸的消费时尚，开始向整个社会传播之前靠刺绣或者精心织布才能形成的图案，现在能够通过印染无穷无尽地进行复制，而只要能穿上这种轻巧且色彩鲜艳的棉布衣裳，她们就不再是底层社会的普通女人，这种源自于内心需求的强大动力，让渴望从封闭与保守中解脱出来的消费者对大明的棉纺织品趋之若鹜。”
不过大明物美价廉的棉纺织品在欧洲的大量倾销，显然也不是没有阻力的。
如果说财大气粗的帖木儿汗国认为跟大明的贸易基本上是双赢，那么对于始终处于贸易逆差状态下的欧洲，则有很多保守者认为这是对欧洲社会在道德和经济上的双重摧毁从道德上，罗马教皇格列高利十二世就公开呼吁，这些来自东方的奢侈品腐化了欧洲社会的道德，因为当欧洲社会把毛料和丝绸用以符号标记社会等级的时候，印花棉布却导致了整个社会的无序与混乱。
——随后在郑和舰队两年后再次来到欧洲的时候，就帮罗马人重新换了一位教皇。
什么时候大明的事情轮到教皇来指手画脚了？
而这时候欧洲正好有两位教皇，分别是位于罗马的高利十二世和位于阿维尼翁的本尼迪克十三世，明军登陆亚平宁半岛，在已经有二百多年历史的比萨斜塔下，罗马和阿维尼翁两教廷的枢机主教屈服于明军的压力，召开了包括有枢机主教、主教、修道院长、神学家以及欧洲各国君主代表共五百余人参加的“教皇换届会议”，同时废黜了格列高利十二世和本尼迪克十三世，选了亚历山大五世成为新教皇。
亚历山大五世在明确知道自己确实没有几个师的现实后，乖乖地给开始给信徒们重新解读圣经了。
而随着大明与欧洲的贸易持续进行，在贸易逆差上的加剧，迫使欧洲被棉布冲破产的毛料和麻料制造商和牧羊人、蓄麻人们开始了行动，声势浩大的抗议棉布运动开始了，许多欧洲人都认为从大明进口的棉布不仅让数以十万计的相关产业人员失业，而且造成了严重的财富流失在同样是引进产品的报纸上，不同意见的人相互对喷，短论、讽刺作品和报刊文章亦是如此。
由于法国此前一直矛盾重重，不仅奥尔良派和勃艮第派争斗不休，而且市民频繁暴动，二十年前的铅锤党暴动就差点把巴黎夷为平地，而此次抗议棉布运动更是声势浩大到整个法国的中西部都卷了进来，患有精神病的法王查理六世为了平息法国各阶层矛盾，最终，决定禁止进口和销售所有大明棉布，同样禁止裁缝和装饰工使用这些布料缝制衣服和装饰品，并要求法国所有进口的大明商品都要加上特殊的铅封。
禁令一下，数十万人涌上巴黎街头，兴高采烈地庆祝这喜悦的日子，为他们破产的生意重现生机而全体一致地向国王致谢。
此后
第一年，意大利、西班牙的商人熟练地掌握了铅封的伪造技巧。
第二年，明军火烧卢浮宫，法王查理六世被送上了断头台当众处决，以儆效尤。
第三年，在大明的帮助下，欧洲重新恢复了歌舞升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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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间线回到郑和船队第一次抵达欧洲并归来的时候。
永乐六年，经历了六年的变法，大明的国力对比建文四年朱棣刚刚夺取皇位的时候，已经明显上了一个台阶。
从各项关键数据来看。
和平的到来与人均粮食产量的提高，促进了人口的极大增长，新的婴儿潮来临了.再加上之前战乱导致的人口隐匿情况开始消失，逃亡的人口逐渐回归故土，使得在永乐六年的人口统计中，整个大明的人口由56301026人，上升到了60608532人，增加了约7%左右的人口。
得益于户口累进税的执行，规模过大的宗族和士绅被迫进行分家，所以整个大明的户口从10626779户，上升到了11537928户，增加了8%左右的户口。
当然了，如果是正常比例，那么人口:户口，通常是4:1到5:1，之所以实现了户口和人口增速接近，主要就是因为户口累进税，这项税收为地方创造了可持续性的财源，地方征收和核实户口的行动非常积极。
而实际粮食税收的增长则更为明显，建文四年的统计数据是30459823石，永乐六年的统计数据是41023379石，增长了足足三分之一！
之所以会出现这种跨越式的增长，原因很多，但简单来说主要是几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就是建文四年处于内战状态，整个北方的税收都是混乱；第二个方面则是华中和华南农业高产区里化肥的广泛使用，以及农书的推广，都在实际上促进了粮食产量的爆炸增长，对于江南等地的实际税收比率稍微调整，就能多收上来相当数量的粮食；第三个方面则是清田等相关工作的进行，基本杜绝了在粮食税收中的贪墨和各种损耗现象，做到了基本接近十足十的征收。
这几个方面的因素加起来，才造就了粮食税收的跨越式增长。
而在其他关键数据方面，建文四年征收的布帛是56744匹、丝绵269400斤、棉花绒14821斤，这些在永乐六年基本上都实现了正增长，棉花绒更是直接翻了好几倍。
不过在常规矿藏上，没有出现明显的增长，譬如建文四年征收了8354两银、2128斤铜、10753斤铅这些数据在永乐六年也没啥变化。
而钢铁产量不是税收指标，但依旧成为了新的统计指标。
洪武二十五年到洪武二十八年，在库存钢铁消耗殆尽的情况下，开炉三年全国共贮钢铁3743万余斤，每年平均1250万斤，其中绝大部分都是铁，而永乐六年大明的钢铁产量是2613万斤，换算成吨的话，是13065吨，其中钢产量大约为7000吨。
而在姜星火前世，英国在冶金业使用了蒸汽机后，1788年的钢产量是6830吨。
当然，拿大明的体量跟英国比钢产量不客观，但大明在1408年做到了英国1788年才做到的事情，同样也很说明问题。
毕竟要是跨时空对比的话，那现代随便一个钢铁厂的产量就吊打过去欧洲诸国不是？
至于其他专营商品的数据，茶在建文四年共征收了1659117斤，在永乐六年征收了3189006斤，差不多翻倍了主要是出口需求猛增，大明的茶叶在海外是热销品。
而盐引的发放，在建文四年是1290019引，永乐六年是2214013引，主要是因为两淮盐场从战乱状态恢复以及盐法改革的缘故。
而整体财政情况也得到了极大的改善。
建文四年，大明全国财政总收入折合粮食是3400万石，按1石米=0.2两白银的比例，这个总收入换算成白银则是680万两白银，里面有88%（约3000万石）是农业税，7%是盐课茶课，5%是商业税，商业税约为34万两，盐课茶课约为47.6万两（盐课正常应该收入250万两，当年因为产量占比过半的两淮盐场处于战争状态所以急剧减少了）。
永乐六年，大明全国财政收入折合粮食是10800万石，折合白银约为2160万两，其中包含了4100万石粮食的农业税，约合白银820万两；盐课则经历了盐法改革后，由洪武朝每年实缴250万两的被贪墨常态，恢复到了应缴的600万两（此时的茶课被计入了贸易收入，所以在这里不做重复计算）；而商业税则从34万两蹿升到了740万两。
农业税:盐税:商税的比例，从建文四年的88:7:5，变成了永乐六年的38:28: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