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想报道邮船上的旅途见闻，也不去说我们在帕拉停留的一周，以及乘坐轮船在河上旅行。这只轮船比我们横越大西洋的那只要小，它载着我们到达玛挪斯城。我们在这里消磨时光，一直要等到我打开有查伦杰说明的信件的月子。在那个对我算是惊人事件的日期到来之前，我对这次探险的伙伴，以及我们已经雇用准备去南美的人员，做点比较清晰的描写吧！
索摩里教授科学上的成就大家很清楚，因此我就不用说它们了。他自己这次探险的装备超过我首次见到他时我想象的那样，他身材高大，对周围的变化无动于衷，他的态度带着半讽嘲的味道，常常是郁郁不乐的。他六十五岁了，而我相信他的耐力和我的一样大。脾气不好的时候，他是尖酸的，多疑的。他相信查伦杰教授绝对是一个骗子，我们在南美只会遇到失望和危险。这些就是他的观点。他晃着稀稀的山羊胡子，从南安普顿到玛挪斯，一路上向我们的耳朵里灌着他的那些看法。自从下船上岸以后，由于周围形形色色的昆虫，鸟类的生活，使他比较快乐点了。白天，他带着猎枪，蝴蝶捕网，在树林里消磨时光，晚上处理他找到的很多标本，总是非常心不在焉的。整天叼着一个短烟斗，这烟斗难得离开他的嘴。他年轻时参加过几次科学探险，坐独木舟和睡帐篷的生活，对他一点也不新奇。
约翰·腊克斯顿勋爵要小二十岁。至于他的面貌，在我留在伦敦的那段记叙中已经描写过了。他一直非常讲究地穿着白西服，褐色的深筒防蚊靴，每天至少刮一次脸。象大部分活动家那样，他的语言是简炼的。他经常沉思，但总是敏捷的回答问题或参加交谈。说起话来是那种古怪的、半幽默的方式。他对世界的了解，特别是南美，是惊人的；而且他相信我们的旅行不会是白费的。他的声音动听，态度安详，不过从他的蓝眼睛可以看出来，他是很有脾气的。他不大讲他自己在巴西和秘鲁的探险。以前的旅行给了他一个有用的结果：他能流利他说全巴西都通用的语言，这语言三分之一是葡萄牙语，三分之二是印第安语。
我以前说过，腊克斯顿勋爵喜欢讲那个伟大的地区，我也喜欢听他讲。他的叙述是确切的了解和想象的奇异的混合。就是索摩里教授听的时候，那怀疑的微笑也逐渐从他的瘦脸上消失了。
“那儿是什么？”他会叫起来，指着北方。“树林和沼泽。谁知道那里能藏着什么。这儿靠南边呢？一片潮湿的森林，白种人从来没有去过。走出这些窄窄的河岸线，谁还知道什么，周围的一切都是个未知数，谁能预言在这样的一个国度里什么是不可能的，为什么查伦杰老头不该是对的？”对于这一点，索摩里教授会在不愉快的沉默中摇头，脸躲在烟斗喷出的云雾里。
我已经说过了，我们雇用了六个人。头一个是巨大的黑人赞波。我们在巴黎通过轮船公司的介绍雇的他，他在这个公司的船上，学会说点英语。
在帕拉我们又雇了高木兹和马奴尔。他们是西班牙和印第安人的混血儿，从河的上流刚刚跟着装红木的船下来。他们的脸上长着胡子，性格暴躁，象黑豹般地灵敏。他们在我们要去探险的亚玛逊河上游度日，由于有这样的经历才使得约翰勋爵雇用了他们。他们中的高木兹能讲一口漂亮的英语。这些人愿意做饭，划船，或者干任何差事，每月拿十五美元的报酬。除了这些人外，我们从玻利维亚雇了三个摩若印第安人，他们是沿河部落中最檀长捕鱼和懂得船上工作的人。三个人的头儿，我们按他的部落名称叫他摩若，其余两个叫约塞和弗尔朗杜。三个白人，而后是高木兹和马奴尔、黑人赞波、三个印第安人组成了这个小小的探险队的班子，在玛挪斯等待着开启信封的时刻，找到说明。
过了令人不耐烦的一星期，那日子那时辰终于到了。我们在离玛挪斯城两英里的一所房子里，围着一张藤桌子坐着，桌子上是那个密封的信封。信封上的几个字是查伦杰教授的笔迹。
“致约翰·腊克斯顿勋爵及其一行的说明，准于七月十五日十二点于玛挪斯启封。”
约翰勋爵把表放在他旁边的桌子上。
“我还有七分钟，”他说，“这老伙计是一点也不能含糊的。”
索摩里教授尖酸地一笑，把信封拿在手上。
“我们现在打开还是七分钟以后打开，到底有什么关系？”
“我们一定得按规定办，”约翰勋爵说，“并且听从查伦杰的指示。”